為什麼中國式關係心理治療行不通？
原刊載於My Body Knows【幸福解壓】公眾號
首先，我要清楚聲明這篇文章絕對不是要編派那些經歷過心理諮詢、創傷治療 (trauma work)、呼吸治療 (breath work)、身心經驗 (somatic experience) 或者其他軀體工作培訓並且有真實執業經驗的人，我僅僅是因為聽聞太多、太多、太多在不具備足夠專業的所謂治療師或者老師的誤導下，進行了不合適的身心練習或治療方式受到再次創傷的案例，想要提出一些供讀者反思的觀點，支持每個人以自身實際需求為出發點，找到真正適合自己且有效的身體、情緒與心理的輔導人員與授課老師。
舉幾個比較具代表性的例子：
- 一個多年組織數十位國際導師在國內舉辦身心成長課程的機構，在報名上課的學員當中選擇了一位律師，專門提供女學員們「離婚諮詢服務」，鼓勵女學員們離婚取得財富自由。事實上這位律師的本業和婚姻法毫無關係，而許多學員們並不瞭解在專業的心理諮詢執業標準裡，行業規範明確指出不會提供結婚或離婚等決策性建議。
- 一位號稱助人無數的女性魅力導師，通過人脈接受媒體專訪曝光，高談闊論女性應該在婚姻當中通過性技巧取得主導權，灌輸女性唯一的力量來自性、性是唯一武器等兩性對立偏頗觀念，另與多名尚在婚姻關係當中的男學員尋常性調情或發生性行為，鼓吹性解放就是療愈的觀念，甚至教授女學員在經期去使用棉條來進行性行為等不科學方法。
- 在性教育的課堂裡通過群眾效應，讓不明晰自身生理與心理創傷的學員「半推半就」地接受陰部撫觸，讓從眾心理主導身體意識與情感實相，當事人不但沒有化解潛意識裡對於身體與性的羞愧感與恐懼，連自己真實的情緒狀態都未得到尊重，甚至會覺得自己做不到就是「有問題」，加深自我評判。
上述情況並非單一案例，我綜合了反復聽聞的情況闡述。在我駭然於職業道德 (professional ethics) 而非文化道德 (morals) 相當低落的同時，也發現大多數人對於專業知識與自身權益認知不夠，雙方的狀態組合在一起形成這樣不健康的「市場供需」，進而產生這些家庭、關係或心靈破碎的社會現象。我並非譴責婚外性行為，成年人之間的互動和交流該由他們個人負責，對錯與權益是當事人與法院來裁決，不是諮詢師或成長課程老師的職責範圍，而這種界限與身分的模糊（無論是無心或是有意）促使學員們對這類型機構與人員產生依賴心理，可能在超出自己經濟能力範圍下通過借貸去支付諮詢或上課費用，亦可能在不規避心理投射的情況下與學員或客戶產生性或情感關係，衍生出各種社會問題，又或者機構引導已婚類分居學員們彼此產生身體關係，再通過遮羞布心理圈住他們，讓許多正在經歷強烈情感痛苦的人，未獲得正當身心疏導的同時，彼此間相互進行情感與身體的剝削，惡性循環下真正的療愈沒有發生，再次創傷的人卻很多，一部分的人深受其害而不自知，另一部分的人投訴無門。
而為什麼說中國式關係治療行不通呢？除了上述身心教育和心理諮詢行業尚未標準化且消費者相應知識缺乏等因素外，還有一個關鍵因素是西方心理學和治療行為的學術研究與臨床案例絕大多數來自于歐美國家，歐美文化在婚姻關係、家庭結構與倫理、性愛觀念、身心組成都和亞洲國家存在著巨大的差異，適合德國人的身心療愈不見得適合英國人，美國人樂意買單的治療法國人打死不會接受，曾世代接受西化的日本人或曾長年被殖民統治的印度人都難以接受或真正受益于歐美盛行的許多治療方式，更何況數千年來保持文化獨立的中國人呢？
我曾與幾十位國際導師一起工作，據我觀察，那些具有東方生活經驗且研究過東方哲學（老莊思想、孔儒哲理、易經、中醫、藏傳fo教、蒙古sa滿、印度瑜伽、脈輪能量、印D教、內guan禪修、日本禪學等）與修行法門，且不以名利為主要工作目標的治療師，在處理中國學員的心理或親密關係問題上，相對具有文化包容的空間與彈性，前述情況便不存在，我甚至見過一些案例，結束婚姻關係的雙方都能保持成年人間的平等與尊重，明確雙方只是生命到了不一樣的階段需要分開，能合理協商、分擔扶養孩子的責任，不會在孩子面前批判前夫/妻，讓孩子保有自主的判斷，提供相對健全的情緒成長環境。綜合過去14年的觀察，我認為結合西方條理與東方智慧的心理諮詢與創傷治療的效果相對長久。
我有一位年逾70、熱愛氣功的瑞士籍軀體能量老師曾跟我分享，他二三十歲開始接受身心整全治療培訓，時逢70年代末期，各種心理與身體治療法門被創造出來、被大量實驗高峰期，當時沒有針對文化結構性的差異做調整，一個跟他頗要好的印度同學對他說某特定原生家庭呼吸治療「莫名其妙」：『我熱愛我的家人，我不知道為什麼要做這些事？』，這個治療結構現在已全世界廣泛地被使用。他說當年越來越多不同種族背景的人加入各式法門的實驗後，業內對於不同的治療結構便開始做區分或族群針對性地改良，這一種內在小孩的療愈方式便不繼續使用在亞洲學員身上，當時的理由便是心理學的背景研究立基於西方式的頭腦，用打破西方限制性信念的手段在原本就有無為、中庸思想的東方人身上，除了不會有預期效果外，還可能製造新的認知混亂。目前還是有西方的治療師把此種治療方式在亞洲國家使用，但在結構上進行了比較大幅度的改造。他則是認為無論何種法門，首先治療師本身需要保持中立的態度，客戶的投射在所難免，界限的清晰與把握是必要的，然而如果雙方能有意識地進行共同探索，療愈能夠更加深入。
我自身也有相似的經驗。
2012年我首次接觸呼吸療法便參與了上述的原生家庭治療課程，當時由荷蘭藉老師帶領，她對東方文化並沒有太深入的瞭解，是那種看到臺灣父母在餐桌上訓斥小孩或者動手拍打，她就想上前制止的人，這或許跟荷蘭有很嚴重的兒童色情問題有關，當時我並不清楚這些。課程才開始幾天，我出現了自小讀書起從未有過的各種被動式抵抗 (passive resistance) 行為，包括偷喝咖啡、吃巧克力 (課程期間不允許攝取咖啡因和糖)、靜心的時候從後門偷溜，有一天她在大家面前把我喊起來問話，並下結論說我靜心不好好做、溜出去跟主辦方說我不想繼續參加後面五天的課程，是因為我想在她拒絕我之前先拒絕她，我對於她這種毫無根據的評論非常無法接受，當場把翻譯晾在一旁跟她互懟，然而我慣常的方式是回避或漠視，她卻成功地挑起我的憤怒。
她問我「你到底想不想要別人把你當回事？」Do you want people to take you seriously? 我回答「別人把不把我當回事我壓根不在乎，我想要認真對待我自己」I want to take myself seriously. 幾天後她又在全班面前跟我說，我可以繼續上課，我便帶著中華式「努力學習、天天向上」的制約，勉強自己的身體與情緒去完成為期9天的課程，接近尾聲的一個練習我完全無法做，不自主地自殘，動作兇狠到她跟助教兩個人要合力架住我的身體才能制止，我還這樣兩次，那時她對我說「你太珍貴了，別傷害自己」，當時的我覺得這些話語非常空洞，一點意義都沒有，我只感覺要我做那些練習還不如現在就讓我死了，但我已經失去了溝通這些內在活動的能力，後來幾個關鍵的練習我都處於一種半放空的飛行模式做的。幾年後我通過創傷療法接觸了多重迷走神經理論 (polyvagal theory)、呼吸治療瞭解身體盔甲 (body armour) 是如何形成，才明白我當時是進入了創傷啟動反應，也理解了那種治療方式並不適合當時的我，這對於我後來開始做諮詢工作有很大的幫助，學會更虛心謙卑地給予案主空間，並尊重他們的療愈進程。
